[美]《多维时报》社论：重新评价“六四”，重新定义“六四”一代
時間總是會多少沖淡歷史的記憶，曾經引得全球注目的“六四”事件也不例外，現在16周年紀念日來臨，似乎並無相關的驚天大事發生。
时间总是会多少冲淡历史的记忆，曾经引得全球注目的“六四”事件也不例外，现在16周年纪念日来临，似乎并无相关的惊天大事发生。
但是，誰都知道，“六四”事件並未終結，它是人類在追求自由民主里程中不可磨滅的一章，更是中國人共同埋藏的記憶，只是人們無法預測，它在何時、以何種方式被重新挖掘出來，以及對屆時的中國產生怎樣的衝擊。
但是，谁都知道，“六四”事件并未终结，它是人类在追求自由民主里程中不可磨灭的一章，更是中国人共同埋藏的记忆，只是人们无法预测，它在何时、以何种方式被重新挖掘出来，以及对届时的中国产生怎样的冲击。
不過，現在至少可以討論的是，“六四”對中國已經和正在產生的影響。
不过，现在至少可以讨论的是，“六四”对中国已经和正在产生的影响。
“六四”對中國人與中國掌權者都是教訓﹐可以說是用鮮血換來的。
“六四”对中国人与中国掌权者都是教训﹐可以说是用鲜血换来的。
對於人民而言，對自由民主的追求不再只有激情和浪漫的期待，越來越多的人更希望政治體制能安全轉型，既不想與掌權者強力對抗﹐付出個人失去生命和社會動盪不安的代價，也不想犧牲經濟發展。
对于人民而言，对自由民主的追求不再只有激情和浪漫的期待，越来越多的人更希望政治体制能安全转型，既不想与掌权者强力对抗﹐付出个人失去生命和社会动荡不安的代价，也不想牺牲经济发展。
所以，人們並沒有沉浸在不可自拔的悲傷和沮喪之中，而是迅速參與到經濟建設中，使中國經濟得以奇跡般復興和崛起，成為全世界的亮點。
所以，人们并没有沉浸在不可自拔的悲伤和沮丧之中，而是迅速参与到经济建设中，使中国经济得以奇迹般复兴和崛起，成为全世界的亮点。
問題在於，經濟繁榮、生活改善或可一時減弱人們的政治熱情，並不意味著人民因此滿足現在的政治環境。
问题在于，经济繁荣、生活改善或可一时减弱人们的政治热情，并不意味着人民因此满足现在的政治环境。
當經濟改革的深化遇到政治體制的障礙，當貧富的差距因為政治的不合理、法律的不完善更加拉大，當中國與國際接軌更加凸顯制度的優劣，當對內對外的開放使各種信息、思潮接踵而至……若遇上某個突發事件，地火就會重新被點燃。
当经济改革的深化遇到政治体制的障碍，当贫富的差距因为政治的不合理、法律的不完善更加拉大，当中国与国际接轨更加凸显制度的优劣，当对内对外的开放使各种信息、思潮接踵而至……若遇上某个突发事件，地火就会重新被点燃。
是故，今天中國的經濟奇跡令世人驚嘆，中國掌權者卻日夜不敢掉以輕心。
是故，今天中国的经济奇迹令世人惊叹，中国掌权者却日夜不敢掉以轻心。
必須指出，中南海諸位以至全黨全軍的大小官員都深知﹐“六四”事件是中共除非徹底平反，否則永遠無法洗刷乾淨的恥辱，也知道任何迴避、拖延政治體制改革的措施都只能是權宜之計；但他們沒有自信，擔憂在於，現在啟動政治體制改革的任何步驟，或釋放平反“六四”的信號，都可能引發不可控制的局面。
必须指出，中南海诸位以至全党全军的大小官员都深知﹐“六四”事件是中共除非彻底平反，否则永远无法洗刷干净的耻辱，也知道任何回避、拖延政治体制改革的措施都只能是权宜之计；但他们没有自信，担忧在于，现在启动政治体制改革的任何步骤，或释放平反“六四”的信号，都可能引发不可控制的局面。
這種心態的矛盾正反映在中共政策的矛盾上。
这种心态的矛盾正反映在中共政策的矛盾上。
16年來，自由、民主政治探索者在中國的生存空間受到比以往還多的擠壓，許多人最後被迫流亡海外；專業精英人士自由討論民生時政和民族發展路向的空間也被擠窄，代之以功利至上、非理性民族情緒之類思想偽劣產品大行於市。
16年来，自由、民主政治探索者在中国的生存空间受到比以往还多的挤压，许多人最后被迫流亡海外；专业精英人士自由讨论民生时政和民族发展路向的空间也被挤窄，代之以功利至上、非理性民族情绪之类思想伪劣产品大行于市。
這樣，掌權者不但聽不到來自知識界的正常批評之議，也得不到來自民眾的真實反饋之聲，難以使自已的政策尤其是政治方略及時得到調整、修正；而且理性的異議力量被不斷扭曲，讓不少人的政治言行趨向極端，更嚴重的是，惡性的對抗力量、破壞力量因而得以滋長。
这样，掌权者不但听不到来自知识界的正常批评之议，也得不到来自民众的真实反馈之声，难以使自已的政策尤其是政治方略及时得到调整、修正；而且理性的异议力量被不断扭曲，让不少人的政治言行趋向极端，更严重的是，恶性的对抗力量、破坏力量因而得以滋长。
不同利益越難以表達，不同力量越難以互動，彼此的關係越趨於剛性，合理妥協、共容並存的空間就越小，政治體制平穩轉軌、社會機制平穩轉型的可能性就越來越渺茫。
不同利益越难以表达，不同力量越难以互动，彼此的关系越趋于刚性，合理妥协、共容并存的空间就越小，政治体制平稳转轨、社会机制平稳转型的可能性就越来越渺茫。
這是許多人對中國民主前景憂慮之所在。
这是许多人对中国民主前景忧虑之所在。
然而另一方面，我們又可以看到當權者一直在躲躲藏藏地試圖使“六四”事件軟著陸：對於“六四”不再高調提及，官方定性說詞一變再變，能避則避，當年的政治打手被冷藏，而數十萬甚至數百萬人的參與“六四”經歷，並沒有被當成政治包袱。
然而另一方面，我们又可以看到当权者一直在躲躲藏藏地试图使“六四”事件软着陆：对于“六四”不再高调提及，官方定性说词一变再变，能避则避，当年的政治打手被冷藏，而数十万甚至数百万人的参与“六四”经历，并没有被当成政治包袱。
儘管當權者小心翼翼迴避“六四”的主觀動機，更多地是出於自身安全和利益的考慮，儘管當權者仍然死守最後雷池不許人跨越……但客觀上，我們看到和“六四”同時代的一批人正在全面接班，成長為中國社會的中堅力量──學界、商界如此，政界亦不例外；進入科長、處長、司局長級別已經相當普遍，就是省部級這一級，也可以數出不少當年支持、同情學生者，例如周小川，當年為了避免捲入“六四”審查，一度到美國當訪問學者，現在是堂堂中共中央委員、中國人民銀行行長；例如潘岳，當年在中國青年報任副總編，保下不少“六四”參加者，如今是主導中國“環評風暴”、名望響亮的副部級高官……
尽管当权者小心翼翼回避“六四”的主观动机，更多地是出于自身安全和利益的考虑，尽管当权者仍然死守最后雷池不许人跨越……但客观上，我们看到和“六四”同时代的一批人正在全面接班，成长为中国社会的中坚力量──学界、商界如此，政界亦不例外；进入科长、处长、司局长级别已经相当普遍，就是省部级这一级，也可以数出不少当年支持、同情学生者，例如周小川，当年为了避免卷入“六四”审查，一度到美国当访问学者，现在是堂堂中共中央委员、中国人民银行行长；例如潘岳，当年在中国青年报任副总编，保下不少“六四”参加者，如今是主导中国“环评风暴”、名望响亮的副部级高官……
“六四”一代人16年的人生和心靈之路，當然有了很大的分野，他們對“六四”各有總結、反思，得出的教訓可能南轅北轍。
“六四”一代人16年的人生和心灵之路，当然有了很大的分野，他们对“六四”各有总结、反思，得出的教训可能南辕北辙。
然而，在這代人的內心深處，都有一道共同的記憶。
然而，在这代人的内心深处，都有一道共同的记忆。
他們當中必定會有人想到，“六四”是一個被強迫包紮但並未癒合的歷史創傷，對它恢復公正評價，既能使這個國家獲得進入世界現代文明主流的推動力，也能使廣大民眾在渙散、對立中獲得充滿希望的凝聚力──對這一點，實際上連江澤民、李鵬都早有預料，否則他們就不會這樣一方面反覆祭起“永不翻案”的政治咒語，另一方面又極力將自已與“六四”撇清關係。
他们当中必定会有人想到，“六四”是一个被强迫包扎但并未愈合的历史创伤，对它恢复公正评价，既能使这个国家获得进入世界现代文明主流的推动力，也能使广大民众在涣散、对立中获得充满希望的凝聚力──对这一点，实际上连江泽民、李鹏都早有预料，否则他们就不会这样一方面反覆祭起“永不翻案”的政治咒语，另一方面又极力将自已与“六四”撇清关系。
現在台上的胡錦濤、溫家寶，在“六四”期間和後來歲月中對這一重大歷史事件的真實態度，外界並不清楚。
现在台上的胡锦涛、温家宝，在“六四”期间和后来岁月中对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真实态度，外界并不清楚。
他們是否會在未來某個時機為“六四”正名？
他们是否会在未来某个时机为“六四”正名？
更是未知數。
更是未知数。
但從他們禮邀連戰、宋楚瑜登陸，使兩岸關係得以驚天突破，顯示了他們具有政治想像力和勇氣。
但从他们礼邀连战、宋楚瑜登陆，使两岸关系得以惊天突破，显示了他们具有政治想像力和勇气。
而相比台灣問題，“六四”對中國而言具有更重大的意義。
而相比台湾问题，“六四”对中国而言具有更重大的意义。
重新公正評價“六四”，並不必然導致動亂，其原因，不僅正如我們在前面已經指出的，包括“六四”一代的人們，對民主自由的認識已經更為理性；而且重新公正評價“六四”，將證明中國確實是“和平崛起”，將使美日等西方國家對中國的圍堵失去理由，可以使日本及其他人不能指責中國自己也掩蓋歷史，更關鍵的是，中國借此為標誌﹐得以進入一個穩定、民主、自由的體系，融入人類文明主流。
重新公正评价“六四”，并不必然导致动乱，其原因，不仅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的，包括“六四”一代的人们，对民主自由的认识已经更为理性；而且重新公正评价“六四”，将证明中国确实是“和平崛起”，将使美日等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围堵失去理由，可以使日本及其他人不能指责中国自己也掩盖历史，更关键的是，中国借此为标志﹐得以进入一个稳定、民主、自由的体系，融入人类文明主流。
我們鼓勵胡溫重新公正評價“六四”﹐這可能是他們最大的政治歷史機會。
我们鼓励胡温重新公正评价“六四”﹐这可能是他们最大的政治历史机会。
因為如今我們再提“六四”這一代﹐已經不再指當年天安門成長起來的那些學生政治領袖﹐也不再局限於後來流亡海外的民主民運人士﹐而是對六四存有共同記憶的這一代青年﹐他們正在成長為各個領域的專業人才﹐無論他們在海外還是國內﹐都是主宰中國的中堅力量﹐他們現如今對民主政治的理解已經遠遠超越了推翻一個政權的熱忱﹐他們六四的記憶中﹐多了更深的對中國未來的思考﹐多了更多的對中國未來在世界上的地位的想象和責任。
因为如今我们再提“六四”这一代﹐已经不再指当年天安门成长起来的那些学生政治领袖﹐也不再局限于后来流亡海外的民主民运人士﹐而是对六四存有共同记忆的这一代青年﹐他们正在成长为各个领域的专业人才﹐无论他们在海外还是国内﹐都是主宰中国的中坚力量﹐他们现如今对民主政治的理解已经远远超越了推翻一个政权的热忱﹐他们六四的记忆中﹐多了更深的对中国未来的思考﹐多了更多的对中国未来在世界上的地位的想象和责任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