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所依赖的美国公立教育
美国教育好在哪里？从一个智力发育迟缓的孩子的受教育过程，我们可以窥见一斑。
“一台电脑的内存总量是512M。凯莉存文字档用了134M，存图片档用了102M，存音像档用了267M，她的电脑还有多少剩余的存储空间？”
这道算术题是雪儿的家庭作业。她不会做，拿来问我。
督导孩子的功课，在我们家向来是她父亲的职责，如今不行了，先生跑到硅谷去为五斗米折腰，我除了母兼父职，别无出路。还好，在大学上班时间灵活，我可以每天下午三点半左右到家，辅导雪儿完成家庭作业。
老友南希第一次听我说这事，嘲笑我太虚荣：“华裔孩子在美国读书还要家长辅导？你不会是想让孩子上常春藤名校想疯了吧！”她的女儿今年高中毕业，大学入学考试的成绩足以进哈佛，她却力劝女儿就近念哥伦比亚大学算了，因为在她看来，顶尖大学出来的人自视过高，容易出毛病，经不起生活的一点点敲打。
我不是不同意她的观点，更不是望女成凤。我之所以要辅导雪儿，只不过因为她确实需要辅导。她是一个在一周岁那年，就被专科医生诊断为“智力发育迟缓”的孩子。换句话说，她虽然不是弱智，但是她对所有新事物、新知识的接受和理解能力，要比普通孩子低很多。
雪儿在一周岁时，我和她爸爸发现她学说话、学走路都比同龄的孩子慢很多。儿科医生建议我们带她去看专科医生，专科医生给她做了语言技能、动作协调技能和沟通技能三方面的有关测试之后，得出了上述诊断。
对于这个诊断，我的第一个反应是自责，认为一定是自己在怀孕期间做错了什么，我面对着雪儿，只觉得亏负这孩子一生，心如刀绞、寝食不安。直到某天我突然醒悟：木已成舟，我怨天尤人也没有用，要紧的是趁早带她去寻求专业的帮助。
此后，雪儿开始每周定时接受特别辅导，每一项技能都有专门的老师上门教她。而这三位老师的薪水，由政府相关机构支付，我们不用花一分钱。这些老师风雨无阻的辛劳工作，换来两年以后雪儿接受新一轮测试的结果——她的各项技能已经达到同龄孩子的最低水平。这意味着她可以和普通的孩子一起，如期进入公立学校学习。
于是，雪儿五岁时也上了小学。至今过去六年了，学校每学期发回来的成绩单上，都没有班级或年级的成绩排名，我却几乎可以肯定，雪儿不会超过倒数第五名。但每次开家长会，她的老师们都说，这孩子很好，不用担心。每个期末她也会拿回奖状，因为她憨厚善良，是学校的“良民”。她照样每天清晨闹钟一响就起床，自己打理好书包和午餐盒，高高兴兴乘校车去上学。
这六年来，她在学校里一直比别的同学多一位老师。这位老师负责给她补课，确保她的各科成绩都能在及格线以上。雪儿迄今为止还是一个快乐单纯的孩子，对此我深知，一路上尽职尽责扶着她走过来的人们功不可没。
我由此深深感激美国的公立教育体制。是这个体制保障了雪儿这样的孩子能够得到平等的受教育机会，同时不受歧视。这个体制中的人也教育了我，让我明白对孩子最深刻的爱，就是接受她作为独立个体的独特性；而基础教育最重要的功能，乃是为孩子将来学习生存的技能做必要的铺垫，并非是让他们从小在考场上争夺，积累考试的经验。
今年初，先生本来有机会回国，进入中科院的“百人计划”。如今国内的科研环境和条件都不错，对于他个人来说，这恐怕是一次很难得的施展才能的机会。但我们思来想去，最后还是选择留在美国，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，是出于对美国公立教育体制的依赖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