鲁奉节与蒂布帕
这是两个有趣儿的故事〔1〕，一是余秋雨讲的，说在1957年6月27日夜，位于山东、河北交界处的一个军事禁区里发生了重大盗窃案，苏联军事技术专家伊哈诺娃住的房间被盗，除丢失首饰和相机外，更有两页重要军事绝密笔记被撕走。案件引起高层的高度重视，他们立即派阵容强大的侦查人员前去侦破这一军事谍报案。然而，紧锣密鼓地查了几天，案情却毫无进展。
焦虑的公安部长这时突然想到了“北方名探”鲁奉节，此人祖上数代担任“捕快头目”，自己又到英国学过现代侦探技术，在不同时代侦破过大量刑事案件。恰在此时，鲁奉节正陷入“右派分子”的政治麻烦中,只好以一个尴尬的身份来到案发地，花四个小时听案情介绍，花三个小时看材料，然后又找到那位被窃的苏联专家谈了谈，当天晚上十点就召集会议宣布了自己的判断结果：这是一起普通的刑事盗窃案，而且与军事谍报没有任何关系。
当大惑不解的人们问那两页绝密笔记失窃的原因时，鲁奉节说：笔记本还有三十页与失窃的两页同等重要的资料，为什么不把整个笔记本偷走？除非笔记本太重，但偷走的相机比笔记本重十倍。因此撕走的那两页笔记只是出于一种临时性的需要，比如作案人内急，用它擦了屁股。听者哄然而笑。第二天查证的结果表明，鲁奉节的判断是正确的，那两页绝密军事笔记，确被小偷充当了手纸。
第二个故事是德国的黑贝尔讲的，他说一个来自军队里的陌生人，走进塞格林根的一家酒店，样子很不好惹地对老板说：“给我找个理发师来！”老板诚惶诚恐地即刻找来一个理发师。陌生人对理发师说：“给我修修面，修好了，大爷我赏你四块钱；可如果刮破我的脸皮儿，我就一刀捅死你，要知道，你可并非头一个哟。”说完，把一把寒光闪闪的尖刀放在一旁的桌子上。理发师一听就吓跑了。老板又找来理发师的大徒弟，大徒弟一听陌生人的威胁，也吓跑了。最后，老板很是无奈地找来了理发师的小徒弟，陌生人照例威胁了一番。结果，小徒弟蒂布帕二话没说就开始给陌生人刮脸，他根本就没有去想那四块赏钱跟身家性命的关系，一会儿就把活干完了。陌生人站起来，在镜子里把自己端详了一番，心甘情愿地赏给蒂布帕四块钱，然后问道：“小伙子，是谁给你胆量替我刮胡子的？你的师傅和师兄都吓跑了啊。须知，你只要刮破我一点儿脸皮，我就会一刀捅死你。”
蒂布帕笑嘻嘻地说：“老爷，您才捅不到咱哩，只要您一哆嗦，就说明咱把您脸皮儿刮破了，那时咱就会抢在你前头，用剃头刀在您的喉管上一割，然后拔腿就跑。”陌生人一听，顿时吓得面无人色，心想：我的老天爷，原来自己是冒着掉脑袋的危险理发的呀！他庆幸那个小徒弟有一个从容不迫的心态，才使他免遭一劫，于是又赏给蒂布帕四块钱。
读完这两个故事，你不认为它们有某种联系吗？以我看，这联系就在于：一些人在遇到问题的时候，一上来就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了；而另一些人（极少数），一上来就把别人弄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。先说第一个故事，仅仅“苏联军事专家→失窃→绝密军事资料”这几个要件，就足以把问题上升到无以复加的复杂程度，人的思维一旦上升到顶极层面，就不会再有既定思维之外的判断，实际也就是主动丧失甄别力，这叫意识自阉。沿着这个思路走，问题只会向更复杂、更宽泛无边的层面升级，诸如国际形势、军事动向都成了综合分析和判断的对象，而且每一分析和判断几乎都不容置疑。想象一下那种紧张的气氛与盗窃案真相，就会使人忍俊不禁。
后面那个故事是同样的，老道、富有人生经验的师傅、师兄在面对复杂局面的时候，压根就没有多余的考虑，径直朝永远的退路跑去，这不仅使问题更加复杂化，也与问题的症结背道而驰。小徒弟蒂布帕判断事物的角度很低，因而解决起来既简单又易行，最后反倒把那个野蛮的陌生人吓出一身冷汗，并使之折服。
鲁奉节没有被那种先入为主的强势思维所牵引，同样，蒂布帕也没被师傅和师兄的逃跑所左右，这二人均沉着冷静地在自己的视野里完成了他们自己的事。一个人只要在强势面前能保持独特的判断力和行为方式，那么他的事业可以说就成功了一半。而许多人之所以是凡人，是因为他们往往容易在强势面前人云亦云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