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们交替出现的自尊与自卑
□李陀(文学评论家)（南方周末）全球市场化，有这么一个见面会不稀奇，然而见面会的形式让我不舒服。外国专家掌握着市场和资源，这就像他高高地坐在桌子上，而你坐在板凳上。
这次见面会的意义远远超出了摄影界，我们不得不思考这样一个大问题：在全球化过程中，面对国外权力和资本，新殖民主义有没有在其中发生作用？我们如何面对新殖民主义？
“二战”以后的10年里，殖民国家纷纷独立，全世界都以为殖民主义已经成为历史了。萨义德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，1980年代把隐藏在经济文化交流中的新殖民问题很尖锐地重新提出来。
如果说新殖民主义没有渗透到我们的生活中来，我们就很难解释这次见面会的形式，很明显，这里存在着文化歧视。
我们国家在经济上有了这么大的成就，文化方面在某种意义上也越来越自信。在此过程中，又出现了非常复杂的、自尊与自卑交替出现的局面。自卑，往往就是新殖民主义作祟的结果，但我们看得不是很清楚。
现在已经有很多学者和理论，批评西方把创新当作艺术发展的惟一标准。
在这条路上，西方艺术走到今天，几乎已经走到绝境，很明显的例子就是装置艺术。几年前纽约的画廊里到处都是装置艺术。不久前我到纽约转了一圈，陪我的画家都苦笑，说你看，装置艺术都没了。
为什么？因为国外艺术家的创新压力非常大。当然也不能说今天他们已经完全没有创新的空间了，但把创新当成惟一标准，其他可能的途径就被堵塞了。
他们现在的装置艺术，艺术家自己都不动手，就是画完草图，找工人来做，大抵如此，说穿了就是提出一个概念。这条路在我看来，已经走不下去了。
整个西方现代艺术，我个人看法就是做减法的过程，其中一个重要的减法就是去技巧化。杜尚把他的尿盆儿搬出来的时候，去技巧到了一个高潮。杜尚以后，西方现代艺术就走上了不归路：你不彻底颠覆现成的艺术规范，那么你的艺术很快就会被淘汰。
这种逻辑，对“五四”以前的中国艺术来说是不存在的。比如中国山水画，不是说谁一下颠覆了前人谁就代表了进步，我们看“明四家”跟“元四家”、清代“四王”跟明代画家，他们都是在积累的基础上强调创造和发展。
我曾给香港牛津出版的一本前卫艺术书籍作序，批评了贡布里希。在他那本著名的《艺术的故事》里，有一句对中国艺术的批评：看起来中国人不明白创新的重要性。我就批评他说，贡布里希不明白，中国人有中国人自己的艺术标准，中国人更重视在积累的基础上取得的那种小小的进步，而不是一定要颠覆规范、颠覆前人。
见面会上，西方人提出我们的摄影作品已经过时的时候，就是把规范的推翻、语言的创新当作艺术的惟一尺度。在这个问题上，如果我们不信他那一套，我们的压力就不会有那么大，可是长期以来我们就信这个。
我的本行是文学批评，在文学领域，与见面会类似的压力更大，以至于1980年代我们那批先锋作家，现在走到了两难的窘境中：不创新就没地位；创新就没读者。
所以说，“见面会”的问题不只是摄影界的问题，而是整个文学艺术面临的共同困境。
怎样发展自己的批评，是个大问题，我有点悲观。本来文学批评的队伍比摄影批评强大，可现在有点溃不成军，原因很多，不多说。
虽然如此，有些东西还得坚持。比如，我认为，1990年代中国的文化艺术当中，有两个东西是了不起的。一是摄影中的纪实摄影，一是电影中的新纪录片运动。复旦大学的吕新雨不断地写文章，说我们有一个新纪录片运动，慢慢地这个运动就在一定程度上被认可了。但摄影方面，好像还没有谁站在宏观的历史视野里，理直气壮地说，我们的纪实摄影在美学上的创新也是非常重要的，也是一个了不起的艺术运动。
我们应该有自信对待我们做过的事情，不能被他一句“你已经过时了”颠覆掉。
过时不过时，根本就不重要。西方人也有很多惶惑，他们也在考虑下一步该怎么走。中国艺术家已经取得了这么多成就，此时恰恰应该教训他们：艺术的发展不像你们想象的那样，我们可以从历史上重新阐释，从规范上重新确立。这样可能有助于我们批评的发展，总是很自觉地比别人矮一头，无条件相信别人比我们先进，就不好办了。
艺术发展和科学发展是不一样的，文艺复兴以后，西方艺术就盯着科学。实际上艺术与科学是两回事，艺术不可能像电脑似的，“386”、“486”不断往前发展……对此西方也有很多检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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